适用罪名与是否立功之争
清一审被判犯有“假冒注册商标罪”。辩护律师南新丹认为，这是“案件定性错误”，李清应当被定为“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”。
浙江桐乡市，距郴州约1211公里，这是李清与他上线的距离。
2010年12月15日，李清到案，次日，他向警方供出了自己的上线——浙江苍南县人周金柱。
根据李清提供的线索，今年1月21日，周金柱到案。后来，李清、周金柱两人供述虽在细节不尽一致，但是，一条假冒“鄂尔多斯”产品的制造链条已基本确认：
李清先前在桐乡打工，知道那里生产假冒“鄂尔多斯”，2010年6月起，他陆续从桐乡黄芦英、黄秋英等手中进购所谓“白坯衫”，这是由江浙一带小工厂生产出来的不带任何商标的羊毛衫，每件价格25元至75元之间，他先后采购了大约2.6万件。
这些“白坯衫”没有直接发回郴州。李清找到了比他大3岁的周金柱，请他把“白坯衫”变身名牌。
周金柱自己并不制作商标标识，他联系了一个叫“阿忠”的安徽人，购买各种商标标识。在“阿忠”手里，一套“鄂尔多斯”商标4.5元，“恒源祥”“梦特娇”商标则是3.5元一个。周金柱将商标转手给李清时，每套相应加价，“鄂尔多斯”每套5元，“恒源祥”每套3.8元至4元，“梦特娇”固定为每套4元。在后来法院审判时，法庭认定周金柱进购的商标总数达3万套，由于每套商标包括领标、吊牌、包装袋、手提袋4件，最后，周金柱被认定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共计12万件。
在周金柱的联系下，一个叫陆晋飞的人，为李清将“白坯衫”缝制上了商标标识，每套1.5元。
完成所有的制作工序后，假冒“鄂尔多斯”羊毛衫从浙江起运，运往郴州。
在这整个链条中，最容易让人产生混淆的，就是李清的行为应以何种罪名定性。
李清一审被判犯有“假冒注册商标罪”。辩护律师南新丹认为，这是“案件定性错误”，李清应当被定为“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”。
在非专业人士看来，这两个罪名容易让人迷糊。南新丹在辩护词中也承认它们难以界定。
简单来说，“假冒注册商标罪”是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；“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”则是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。
以“李清案”来讲，当假的商标标识被缝制在“白坯衫”上时，“假冒注册商标罪”就发生了，而“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”，则发生在销售这些假货时。当这两种行为由同一行为人完成时，则应定性为前罪，因为两者之间密切相关，后一行为是前一行为的必然结果。
然而，“李清案”的困局在于，这一整个过程是由多个行为人参与完成的。
“我认为，这种情况下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和销售、使用伪造的注册商标的行为是分别独立的行为，各方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。”南新丹在辩护词中表示，在整个链条中，商标的制作、购买、销售和缝制都是在浙江完成的，李清的目的只是销售，与浙江方并无共同的非法所得。
事实上，周金柱作为链条上的一环，罪名与李清并不相同，他最后被认定为“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”。
也正是因为罪名不一，南新丹认为，李清举报周金柱存在立功行为，应当被认定。
法庭上，公诉人认为，根据最高法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》相关规定，李清提供同案犯姓名、住址、体貌特征等基本情况，或者提供犯罪前、犯罪中掌握、使用的同案犯联络方式、藏匿地址，司法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，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，不能认定有立功表现。
法庭采纳了公诉人的意见，没有认定李清存在立功行为。
处罚依据：销售额？吊牌价？
以销售价还是以吊牌价计算“非法经营数额”，成了控辩焦点。依据相关法律，当已有部分假货售出时，未售出部分的非法经营数额，可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。
淘宝，对于郴州，或是中国任何一个有网络的地方，理论上是零距离。
关于淘宝上的假货问题，淘宝当家人马云说过一句话：“如果关掉淘宝就能没有假货，我明天就关了它。”这句话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：一、淘宝上有假货；二、是假货找上了淘宝。
正是淘宝买家的愤怒让李清最终身陷囹圄。
李清自述，大部分假冒“鄂尔多斯”卖给了网购者，每件进价最高七八十元的衣服，他在网店上卖130元或14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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